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史学习教育之50个党史故事,供大家参考。
党史学习教育之 0 50 个党史故事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 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淘气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 年 3 月，陈云和于假设木(以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1952 年 10 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 17 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
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管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 17 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 年 7 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立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置一支枪，要花 50 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模糊，果断批准。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
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突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发动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答复“差不多。〞彭
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那么，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1956 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 4 张 12 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 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1926 年，25 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
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 120 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忧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屡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 5000 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 84 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
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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