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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时间:2022-06-29 08:20:06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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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6篇

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资料

        中国共产党 党史学习资料        中共西宁社区支部委员会   201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资料     1.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学生逐渐转向工人。五四运动,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主义姿态,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五四运动,是一次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启迪先进分子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加速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2.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

  3.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

  4.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惨遭奉系军阀杀害。  5.1920年8月,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6.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    1     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会议。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设立中央局作为党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8.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9.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10.1922年8月29~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1.1923年爆发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阶级队伍。同时,使党和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2     12.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

  13.1922年5月5~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4.1924~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5.1923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6.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17.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发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必须“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18.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    3     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

   19.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

   20.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0人,代表全国党员94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21.1925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组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韶山党支部。

  22.1925年10月,为了在北伐军中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成员为骨干,以广东、广西、湖南招募的贫苦农民为士兵,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所以也称“叶挺独立团”。

  23.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24.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的中山舰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25.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民主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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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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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学习心得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9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党人的智慧和力量,也失去了无数革命党人的生命。通过一段时间阅读有关党的历史,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有了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9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领导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又做出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与时俱进。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在退后,但是中国共产党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些错误代价换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腾飞的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是继续。

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的党员是走了些弯路,邓小平说:“我们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犯了二十年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党认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二十年的错误代价换来了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的腾飞的奇迹,而且这种奇迹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共产党是人不是神,在人类未知的事业的摸索和实践中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党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党。

建国初期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和谐发展的中国;
面对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未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尊重历史、立足眼前、放眼未来,只有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读完这饱含深刻意义的党历史,知道党的思想是博大精深、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其次就是要更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多方面充实自己,然后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党服务。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以及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学习党史使我明白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拥党、立志、向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拥护党,努力学习、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行为做斗争。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在迅速发展,我们青年人必须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积极努力。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我们应当肩负起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过硬的本领,同时要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认识。我们平时不仅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要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武兼备之才。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社会注意荣辱观,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也必须坚持,认真学习,善于运用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严守党纪国法,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另外,我们还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端正自己的行为,明确自己的目标。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作为一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学生,就更应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勤奋、努力的学习,努力地培养自己创新精神,要甘于奉献,不断加强党性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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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
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
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 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7 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 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 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 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翟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 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会议。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 “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四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

今天在那里给全体党员讲《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史是我们必学的基本理论著作之一,期望各位认真听课,结合各自实际对党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论知识,提高对党的认识,从而推进工作。秉承党中央,县党委建立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围绕“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争当优秀党员,讲好一堂党课”这一主题,我们这天就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再次深入的进行研究探讨。透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我党成长的艰辛历程,并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取是所奠定的制度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贴合当时国情的选取。我们要向中央、省、市先进党组织学习,不断改正错误,与时俱进,灵活变通,结合自身的特点发掘更多适应我支部发展的好方法。

同时,在我们基层党支部队伍中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咱们干部的执行力,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为推动我支部更好的发展为目标,伴随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为帆,让基层支部更好更快的发展。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党史》二卷第三十章“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党中央不拘一格,用心对外交往,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引进相关设备,说明学习就应是一种常态,我们就应多多与他人交流,引进其余支部的优点、特色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建设出属于我们支部的特色。并且多与对上部门沟通,紧密联系县委党支部的指示、决议,要以创新的思维来对待,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锻炼,为我支部的发展做贡献。

同时,在二卷中对突出的先进群众、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构成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都予以浓墨重彩的展现。今后我也保证在自己今后的党务工作中,按照今天所讲的会议精神,为之努力,并充分体现出我支部实践和创造力,今后,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满足于现状,才能用心进取,不断突破。作为一名党员,我更就应抱着时刻学习的心态,不断充实自己,并学以为业。谢谢!

第五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
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
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
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发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最终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几天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结束。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在这之前各地建立的党组织,都是党的早期组织。关于一大的召开,党史大家胡乔木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党带领人民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可以说,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它是红色的,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同志在同日寇作战最后弹尽粮绝剩下一人时,面对他人的劝降,掷地有声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他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第六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

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心得感悟三篇

学习共产党百年历史心得感悟
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有100年的岁月了,她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2020年7月1日,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岁华诞。100年风雨砥砺,100年沧海桑田,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她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伟大的变革,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共产党唯有初心不改,才能永葆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承载发展的责任担当,引领13亿多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砥砺奋进,解决了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庆祝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爱岗敬业、勤劳奉献、热爱工作,将党和人民厚望转化成拳拳之心,用燃烧的生命之火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火红的誓言。要胸怀祖国、扎实工作、与时俱进,时刻牢记入党誓言,以时代为己任,在平凡的岗位履行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庄重承诺,把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我们的全部青春和力量!

历史赋予重任,时代催人奋进。全体共产党员一定要牢记肩头任务,强化责任意识,勇立发展潮头,勇挑发展重担,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铸造企业发展新优势,成就公司各项事业新辉煌,向党的100岁生日献礼!学习共产党百年历史心得感悟
告别了难忘的2020年,我们迎来了2021年,2021年也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启的第一个年头,还是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尚未成功,同志们任重而道远。我们都知道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前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新征程的道路上充满着许多的未知数,我们需要有强大的思想精神来支撑,才能坚定信念,砥砺奋进。“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百年党史是坚持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向前的一门“必修课”,这门功课每个人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也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在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重温百年奋斗的恢弘史诗,是对全体人员的一次深刻思想洗礼,有利于教育引导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必须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学习党史是我们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学习党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洞察祖国从站起来、富裕起来到强大起来的发展“秘诀”,科学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它能鼓舞我们的斗志,坚定我们的信念,启迪我们的智慧,指导我们的行动。在长期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党涌现了许多鼓舞人心、感人肺腑的故事,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航天精神、抗洪精神、防疫精神、扶贫精神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光辉伟大精神,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食粮和前进动力,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通过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真理探索,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事迹,带领人民在硝烟中描绘了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丽画卷,并在改革开放中书写了“百万亿元”经济总量的伟大答卷。一路走来,共产党人无论强弱,无论时局好坏,始终不改初衷,始终不懈怠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的使命。
开创新局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善于在危机中培育机遇,在变化中开创新局面。要取得巨大成功,首先要观察大局;
要开创新局面,首先要了解形势的变化。“十三五”规划圆满结束,“十四五”规划锐意进取,新征程带来新挑战、新问题、新考验更多,这就要求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带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不断积极创新,主动出击,在漫长的征程中勇敢开创新局面。
让我们用心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

发扬好,从中汲取出新使命、前行力量,实干笃行,甘于奉献,哪怕困难重重,哪怕寂寂无名,也要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心的满意答卷。
学习共产党百年历史心得感悟写好党史学习教育“融”字文章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立足实际、守正创新,这是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所在,重点要把学习党史教育融入实地实境中,融入本领锻造中,融入为民服务中,“融”出实效,激发党员干部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融入实地实境中,解决“怎么学”的问题。百年党史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教科书,蕴藏着党领导革命、执政兴国的政治智慧。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关键在“怎么学”上下功夫,才能让党员干部更好汲取力量、获取智慧。要注重学习方式方法创新,将党史学习融入实地实境中,让党员干部在实地实境中回顾党史、触摸“初心”,使宝贵的党史从“静态”转化为“动态”、由“抽象模糊”变为“生动具体”,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感染力。抓住不同教育群体的特点,开发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学习教育需要的现场课、情景课,创作出更多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增强实地实境的直观性、互动性,提高党员干部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融入本领锻造中,解决“学什么”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是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的法宝之一。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唯有锻造过硬的本领,才能“乘风破浪”,“犇”跑起来。要借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深入学习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改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找出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解题招式”,不断增强敢于直面问题的斗争意识,提升勇于解决难题的斗争本领。政治能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第一能力,就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定地肩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责任。
融入为民服务中,解决“两张皮”问题。解决学习与工作“两张皮”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读懂百年党史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内涵演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党员干部只有深入学习、认真研读党的奋斗史,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要把学习党史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上心事”,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要敢于正视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勇于解决群众的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实际行动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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